小屋子的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炉火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小桌上放着书，我俩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在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感觉到新时期的来临。

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远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出门迎面遇到一位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她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1974年我见过她填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申请表。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病分裂症。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体走过去，心里很难过。很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优先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农村。但是她却不尽如人意地成为牺牲品。我还是对她非常同情。

我在街上又遇到另一位曾经邂逅过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心想，如果是1976年，像你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你，又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我知道还有几位部队，包头大工业公司的高干子女也在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也是新奇的事情。

1977年恢复高考，为所有青年提供平等的机会，干部子女们失去了优先权。但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文革十年，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

我带了一些口粮交到固阳粮库换回一点现金和粮票，用以维持在固阳高考期间伙食费用。我计算了一下身边的钱和粮票很紧张，于是我便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柜台上挤满了人，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混合玉米面）只要1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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