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共卫生学院。创始人颜福庆先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预防医学，从事矿医的经历让他体会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他在1928年就建立了公共卫生科，并兼任主任，还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1932年建立了高桥卫生模范区。他一直选最优秀的学生从事公共卫生。

 我在1952年毕业后来到了卫生行政学科。当时我的主任陈海峰让我到嵩山区（现已并为卢湾区）当卫生科长的秘书。他认为，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里，很少接触社会，因此缺乏社会实践与知识。他要我去参加一段时间的城乡基层卫生工作，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这一年多的实践是我第一次参加基层卫生工作，使我了解了我国城乡基层卫生情况，学习了基层卫生工作，收获很大，为自己今后的教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可谓是“基层一年半，受惠终身”。

 1955年，公共卫生系改为公共卫生学院。“文革”时期停止了教学，我们到江苏启东县，发现那里的肝癌很严重。于是我们开始了调查，当时发现一个死一个，送来上海也没有办法治。197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这个病情，并一直搞了六七年，研究哪些地方高发，哪些地方低发，为什么低发。后来我们搞全国肿瘤死亡调查，进行肿瘤防治。

 我是医学专业毕业的，虽然学过一点公共卫生，但从未学过卫生统计。到了上医后，卫生行政、保健组织及卫生统计都是先学再教、边学边教的。每次讲课前，我先看书学习，记笔记，写详细的教学提纲，自己未学懂的东西，学生是肯定听不懂的。就这样，我从平均数、标准差、显著性检验，到相关回归、方差分析、半数致死量，逐步学会了基本的医学统计方法。1959年，还在中华医学会对上海在职医务人员系统讲过医学统计学。说到统计，真的很重要，在那个时候，经过统计，知道了上海人的平均寿命从四十几岁增加到六十几岁。在统计教学方面，根据对象的专业需要，我讲过医学统计、肿瘤统计、医院统计、妇幼保健统计、疫情统计及生长发育统计等。这是科学地进行卫生决策及卫生管理，提高卫生服务效率及效益的基础。

 说到计划生育，我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推行。我从60年代初就介入了当时城市计划生育的策略研究，做了不少城市生育调查，还根据不同的生育水平预测了上海人口的发展趋势，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城市计划生育的合理水平及策略，供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进行决策参考。国务院计划生育的一个组长问我应该怎么样计划生育才合理，我回去研究后，根据上海市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了一对夫妇应该生两个孩子。70年代以后国家觉得还是高，于是再进行人口调查、预测，并开会讨论生一个好还是生两个好。可以说，我为我国的计划生育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也因此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中国人口学会的表彰。

 1978年我应邀去卫生部参加《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写会议。会议内容是为其编写一个分册，反映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现状，总结我国建国30年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大多数人同意用“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这一名称，会议还建议，在医学院中成立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教研组或研究室。此后，这一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争取将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列入研究生教学系列，我曾专门去教育部，向有关领导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与现状。由此，上海一医先后在1985年及1995年开始，在国内首先招收社会医学及卫生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高等学校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将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更应该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发展科学。我是宜兴人，语言学习能力又差，普通话讲得不好，讲课时乡音很重，但是，讲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关键是我几十年来注意教学与科研并重，能通过科学研究，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讲给同学听，教学内容也能联系实际，教得比较活。我很少用同样的教学提纲讲两遍课，因此，比较受同学欢迎。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