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改频工作

根据１９７５年国际电信联盟中波广播规划会议的协调，为了减少与邻国之间的相互干扰，中国所在区域的中波广播带宽频率间隔由１０千赫变更为９千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按此规定重新调整了中国的中波广播频率规划。要求全国各地所有的中波广播频率必须在同一时间，即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统一使用新规划的频率。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的１２９０千赫和１１３０千赫分别改为８９１千赫和１３５９千赫。 

这是一个几近难以完成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不能按时把发射机的频率改过来，就必须停止播出。这对一个省(区)级电台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要不停播，就必须在前一天播出结束到第二天播出前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对于有备份机或频率变化不大的小功率机来说不是大问题，但对我台１５０千瓦这样的大功率发射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我台又有着比其他台发射机特殊的困难。

首先是频率本身，频率变化大，超出原有的覆盖范围。广播频率中波段是５２６.５千赫到１６０６.５千赫，发射机在设计时按低（９００千赫以下）、中（９００千赫－１２００千赫）、高（１２００千赫以上）三段设计，而我台的新旧频率恰在高、低两个波段内。这样原来各级槽路的线圈、电容都不够用。而要增加的线圈电容又因槽路室太小无法安放。特别是屏槽和中槽线圈很大，是由直径３０毫米的铜管弯成螺旋状圆盘悬挂在绝缘的高频瓷棒上。这种不规范的举措势必增加了参数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调机的难度。其次是发射机经过二十年的运行，本身已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备件和必须的元器件十分缺乏，故障和停播率很高，值班人员整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技术维护工作仅限于吹灰抹土、换换老化的元器件和电子管而已。一些核心的地方谁也不愿去动，缩手缩脚，怕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至于机器的稳定性和技术指标就无从谈起了。同时发射台技术人员缺乏。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的技术人员或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被调离，或因“技术权威”被批判而心存疑虑不敢负责。还有一些随着各转播台相继建设，被调到各个转播台调机或负责技术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改频，风险是很大的，局革委会和技术部门的领导都清楚这一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也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有人提出向上级打报告停播一个月的方案，就足以说明这一任务的艰巨性。

1978年4月初，局革委会副主任刘亚民亲赴发射台开会，传达局改频会议精神，决定150千瓦发射机的改频工作由发射台自己完成。由陈景颢、黄金印、李允江和我四人具体负责。我作为“技术负责人”自然而然的承担了这一任务的设计、组织和实施。虽然困难重重，但我凭着多年来积累的对发射机的了解，心里充满了自信。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按我当时的想法，要较好的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拿出合理的设计方案。我先对发射机的各级槽路进行理论计算，按新频率算出所需要的元件参数，然后按这些参数选择元器件（主要是电感线圈和电容），再根据这些元器件的数量、形状和大小考虑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安装。设计方案在５月初就交到当时主管技术工作的副主任刘亚民手中，并汇报了改频工作的困难和问题，得到刘亚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６月初，设计方案在经李仲生审核后批复下来。

其次是组织实施，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步是购置搜罗所需要的材料和仪器，象铜管、角铁、电容、瓷绝缘支架等等。而象高末级屏槽线圈既没有现成的，也没有地方购买，只能自己制作。李允江同志负责了所有的金工活，特别是屏槽线圈，要把直径３０毫米粗而管壁又很薄的铜管弯成直径８００毫米左右的螺旋形线圈，在没有专用设备、完全依靠手工的情况下，那真是煞费苦心，绞尽了脑汁。他利用金工间的简陋设备，自己动手制作工具，经反复试验，终于制作了完全符合需要的线圈。４月初我台购买的进口德国的仪器“导纳电桥”到货，为保证进口仪器的安全，技术部领导刘广川同志要我专管专用。可我在学习使用时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仪器携带的附件－电缆连接线与仪器的插口不配。这样信号源与电桥之间无法连接，也就无法使用。时间紧迫，必须尽快解决。为了加工这个接头，我画了图，唐志光同志跑了很多单位，最后找到银川电子仪器厂（１２７厂）帮忙，才解决了问题。在安装电容和线圈时，必须有与铁架子之间绝缘的高频瓷棒，而从库房搜罗出来的高频瓷棒没有底座和帽，仍是自己画图找到良田公社农械厂加工铸造。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象法兰盘是托石晶哲找广播器材厂加工的。而这都要先打报告，经领导签字才能办。没有充足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好在我们对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动手早，但压力仍是很大的。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