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我刚踏进上医，曾得到一本校庆3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面的一张黑白照片给我印象深刻，那是上医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我记得有林兆耆、粟宗华等前辈教授），当时想30年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不料，如白驹过隙，转眼竟然又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在1958年考上的是上海科技大学，在最初两年按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安排，我在上医读完了医学基础课，1960年秋即回归科学院继续我的学业。这一特殊的学历，使我有幸忝列上医校友的行列。

 我对上医是有感情的，是上医的老师把我引入了生命科学之门。我曾经一心以物理学研究为自己的目标，对生物学毫无兴趣。我还记得有一回在大食堂看医学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研究者穿着白大衣在显微镜下作观察的镜头，我由此联想到自己将有可能一辈子与显微镜打交道，不觉黯然神伤。而正是在上医的两年，点燃了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热情。是徐丰彦、张镜如教授把我引入生理学之门，是林飞卿、闻玉梅教授教我微生物学，是郑思竞、沈馨亚教授传我以解剖学的基本知识，是王有琪、陈惠黎教授使我熟悉了组织胚胎学和生物化学。最终，在这些前辈教授的教诲、熏陶之下，我以生命科学研究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上医有众多的名师。刚进校时，我就听说在上医光是一级教授就有16位之多。当时，作为一名大学新生，对这些学界巨擘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徐丰彦教授曾亲自给我们授课，文革后我曾向他当面请益外，其他多位都只是在开大会时远远望着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既钦佩他们的学问，也暗羡他们的风度。我无幸聆听张昌绍教授授课，但至今仍然清晰记得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斯文的模样。他当时正属“拔白旗”的对象（另一位是苏德隆教授），备受折磨，但即使在批判会中，台上批判者声色俱厉，他坐在会场后排，从容不迫优雅的风度仍然显示着他始终不变的高贵。他在“文革”迫害中的自戕，与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夫妇一样，表达着他们在受凌辱时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宁死抗争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中生代的教师也不乏将才。这些当年30—40岁的讲师们，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认真备课，对教材的讲授举重若轻，甚显功力。张镜如教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年轻教师之一。他在讲授“生理学”时，旁征博引，把严密而枯燥的科学内容讲得娓娓动听。他的清晰思路和条理，生动的表述方式，抑扬顿挫的声调，对我以后的讲演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在同学中有传闻说，张老师每次讲课前都先对张师母（苏清芬老师）预演一次，虽然后来张老师告诉我，这纯属以讹传讹，但他的讲课在当时学生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特别幸运的是，30年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与张老师在中国生理学会中共事，留下了许多亲切的回忆。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