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有严谨的学风。作为学生感受最多的是严格的教学方式。老师的授课自不必说，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媒体，图像的演示不像现在那么精彩，但老师的板书和教学挂图、模型都能让我们清晰理解讲授的内容。考核的方式也别致。组胚学考试，除了书面答卷外，还需直接在显微镜下检看5张组织切片，辨认出切片中的组织结构或细胞。评分采用的是“一票否决”，即读错一张片子，哪怕书面答卷再完备，也和“5”分无缘（当时采用的是“5”分制），因此学生在考试前特别紧张，生怕“看走了眼”。记得我读的片子中有一张是胰岛细胞，当时俯首凝视镜下片子的情景和感觉，如今忆及，仍恍如昨日。生理学考试除了笔试还有口试，我选到的口试题目是“简述色觉理论”，而这正是我之后的研究方向之一，何其凑巧乃尔！

 上医催人奋进。进校的那一阵，“大跃进”的风暴甫起，“教学改革”方兴未艾，我们这批新生，在工厂、农田里长期劳作，严重地拖曳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又在编写“正常人体学”（把生理学、解剖学、组胚学、生物化学合成为一门课程）的所谓“教学改革”中无端地耗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尽管如此，名校的传统在，同学们并未懈怠。晚饭后，大餐厅中自习的学生人满为患。当时虽不曾举行学习竞赛，但班里的同学都在暗中较劲。每学期考试后，全5分成绩的同学名字不胫而走；随着时序的推移“全5分”名单中的名字越来越少，而侥幸留下的便罩上无形的荣誉的光环。班上的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都业有所成，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现了风采。

 上医留住了我们青春的热情。当时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着我们的手脚，但并未折断我们青春的翅膀，学生生活仍然是丰富多彩的。1958年秋，在泰山耐火材料厂劳动锻炼时，曾作为“突击队员”与解放军战士作挖土方的比赛，在长达10余小时的抬土劳动中，杠棒磨破了肩膀，殷红的鲜血渗出了衬衫，在无数汗水的流淌中，我们努力去与“工农”打成一片。而在大操场上夏天的联欢会上，女声小合唱“红梅花儿开”、“小路”的歌声仿佛依然在耳边回响。我报考上医合唱团时考官让我试唱的场面、在客串“放下你的鞭子”小话剧的演出时台下人头攒动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当时的考官、同台演出的同学而今安在？

 在对上医温暖的回忆中也有苦涩。我的家庭出身不时让我蒙上浓重的阴影，我的执拗的性格也无法让一些有偏见的政工干部喜欢。我时常感到在政治上的歧视，有许多会议我被排斥在外，甚至《参考消息》也无资格阅读。我无法忘记这些，因为这后来竟然成了我勤奋学习的一种动力。我曾经有怨尤，但现在想来，这岂是任何一个人的过错？无非是时势使然！

 上医熟悉的钟声已变得遥远、缥缈。在离开上医校园45年后，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