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溘然长逝已逾周年，他的音容笑貌仍然长留脑际。他一生中酷爱读书，悉心藏书，勤奋著书的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发白心不改”

我们兄妹小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四川乡下。父亲一直在外面教书，寒暑假回家。我印象中的父亲，总是手不释卷。清晨，他常常在老屋外高声朗读；夜晚，又在昏黄的油灯下深情吟诵。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诲下，我和哥哥从小就读了父亲选定的一些古书。十岁以前，便背会了《长恨歌》等古诗，还读了《左传》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

父亲养成了几乎天天读书的习惯，一日不读，便觉失落。他特别留心读未见书。四川大学毕业后，经傅斯年先生主考，父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时值抗战期间，要求学生选择昆明或李庄就读。听傅先生说“李庄有书”，父亲便去了李庄。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坚持半天读书，半天写论文。数年间，读了群碧楼的大量藏书，还通读了《道藏》、《大藏》等书。三中全会以后，年逾七十的父亲得以应邀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曾两次去香港、一次去日本讲学。每次出发前，第一要事，便是收拾书箱，带上要读的书。有一次我陪他去成都主持研究生答辩。那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他的读书习惯，都互相转告，在他读书时，不来拜访。１９９７年，父亲因病住院，他让我们把书送到病房，当精神稍好时就拿起书来读。同房病友见他已八十多岁，身体瘦弱，仍抓紧时间读书，都很惊讶。出院后，父亲的健康已大不如以前，家里人想限制他读书的时间，让他多休息休息。但他积习难改，桌上、床头，都堆着书，总是不停地阅读。有一回，弟弟把他送到我家来过周末，意思是让他散散心。父亲一到我家，就翻看我们的书。当他发现了我儿子新买来的《管锥编》重印增订本时，便兴趣盎然地读起来，后来又把书带了回去。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发现书里夹着许多纸条，是父亲读后写下的批注。

一次，我向父亲问及班昭的生平，父亲说：“自己去看书 ”。他要我去读《后汉书？列女传》，还说要学点东西，不能只听别人介绍，或者只翻翻工具书，要多读原著。接着，他让我到他房中，取第二个书柜上层的第三本书。我抽出来一翻，果然找到了《列女传》。我在中学教语文课，讲《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时，见《战国策》原文后面，附有元人的评论，说唐雎对秦王“挺剑而起”很愚蠢。理由是“秦法，侍者不得操兵”。并据此否定了唐雎的爱国和大无畏精神。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文章的中心便不能确立。我又请教父亲。他让我去读《晋书？舆服志》，我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父亲认真读书，但不唯书。在他读过的古今书籍中，我们总能看到许多旁批、夹注，还有各种纸条，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记录着读书心得或不同见解。还是在父亲上高中时，他偶然买到一本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他认真读过后，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便写信给钱先生。没想到钱先生十分虚心，旋即复信，并于再版时，将父亲的名字写入前言。父亲认真读书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万卷藏书归去来”

父亲由喜欢读书而买书、藏书，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小时候，看见故乡老屋的厢房里，有四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大多是线装书，听说，那里有曾祖父的藏书，也有父亲用奖学金买的书。那时，在偏僻的乡村，这种情形是罕见的。父亲珍爱这些书，每次回家，常常拿出来读。有时也从中拣书给我们读。我八九岁时，便读了《红楼梦》，记得那部线装书的纸很好、字很大。我那时年纪虽小，但读到某些情节时，也是泪水长流。１９５０年，我们离开故乡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那些书籍无法带出来，父亲多次惋叹。后来，听说家乡一个小学校长，用箩筐挑走了一部分。其余的早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