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先生邀父亲去北大任教。那时，北平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天天贬值。教师们领到薪金，便赶忙去换成银元或美钞、黄金。一天，一个书商送来一部日本影印的宋本《世说新语》，这是父亲跑遍琉璃厂、隆福寺的旧书店始终没有找到的书。书商非一条黄金不卖。手中的些许黄金是那动荡年月里的生存保障啊 父亲犹豫了，但书的确是好书，是搜求既久而不得的书。父亲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买下了这部心爱的《世说新语》。此后，书商们有了好书，便会送上门来。

解放前夕，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此前，有人变卖财产设法出走，父亲又有机会购买了一些好书。其时，他的一个舅舅在国民党空军里任职，曾劝父亲飞往南京。父亲舍不得自己的书，更舍不得这个有丰富藏书的文化古都，便谢绝了。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张，还经常停电，市上粮价飞涨，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围城要持续多久，只得尽量购买粮食、煤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时，当局给北大、清华两校的教授，每人发了一袋加拿大面粉，两桶煤油。书商们便提出用书来交换。父亲嗜书如命，便只留下一桶煤油，其余的东西就都用来换书了。北平很快解放，父亲侥幸未遭冻馁之苦，庆幸之余又后悔留下了一桶煤油。

１９５０年，我们举家来到北京，八口人一起生活，父亲的经济负担骤然加重。我记得，那时父亲的工资是６００斤小米，折合人民币６２元。北大的教师们都把解放前穿的西服、长袍一类的服装收进箱底，一律穿起灰 蓝色卡叽布的中山装。父亲只有一套灰色斜纹布制服。冬天里，换下衣服，妈妈洗完便放在暖气片上，第二天烤干了，穿着去上课。在这样拮据的情形下，每当书商送来好书，父亲还是会想方设法留下。

１９８５年，父亲去日本讲学，历时约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关西大学等多所学校。各校大都有书相赠。尤其是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赠书，大半为影印善本书，既精且多。后因航寄太贵，日方通过轮船公司托运到了北京。父亲非常欢喜。

我曾看到本市乃至外地的一些学人，找父亲探询善本书，父亲常常会借给他们查阅。有些研究生在写论文时，也到父亲这里来查找资料。对他们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一起研讨。有的出版社还借去善本甚至孤本书去影印出版，或作为底本。父亲认为，藏书再多、再好，如果不读、不研究，就没有任何价值。父亲逝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时，还发现了别人的借书条子，一些珍贵书籍尚未归还。

“文革”前，父亲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藏书，已近四万册。几十年来，父亲在书的世界里遨游驰骋，终其一生。

“将寿补蹉跎”

父亲一生，著述颇丰，业内有“千万字富翁”的戏称。１９８１年２月，周扬在大学校长座谈会上称父亲为国学大师。一时，海内外刊物纷纷介绍父亲及其著述。父亲认为，其中难免不虞之誉，过誉之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父亲在国学研究上的成果，饱含着说不尽的艰辛，确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５７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蒙受不白之冤。那时，他才四十多岁 据说，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在正式宣布“反右运动胜利结束”的头天晚上，找父亲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父亲一向不懂政治，对政治与其说是无知，毋宁说是幼稚。他当时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哪里知道，他这一服从，给我们的家庭，尤其是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啊 二十多年后，父亲已由绿鬓朱颜，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为他召开“摘帽”平反会。会上，党委书记严文井说：“当年划右派时，党委意见也不一致。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立即就有人说：‘他不像，你还像呢。’这样，谁还敢说话呢 今天，经党委会研究，认为划错了，现在正式平反。”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