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斗争目标不断变化。“造反派”对父亲这样的“死老虎”，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慢慢地，也有些朋友来往。但与国外同行交往则是绝对不行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以及日本的波多野太郎、中村璋八教授等，都给父亲来过信。他们都希望能与父亲在汉学研究上互相交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但以父亲当时的处境，居住的状况，实在不敢，也无法接待。其间，波多野太郎曾寄来过日本大安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也被没收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冤案也像他的鹤发苍颜一样，大白于天下。他油然想起古人的诗句：“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他惋惜掷于虚牝的大好光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自补蹉跎。还是那个小杂院，还是那间蜗居，父亲精神振奋，勤勉有加，奋笔疾书。两年中，接连交出十多部稿子，如：《盐铁论校注增补本》、《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补》、《九 集校点本》等约六七百万字。《颜氏家训集解》在全国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活动中，还获了奖。北大周一良教授来信说：“速读一遍，至深敬佩。不仅荟萃诸家旧注，且旁征博引，多所发明。……当年积疑，因而冰释，快何如之 ”为《文镜秘府论校注》的出版，赵朴初先生写了颂词，词中有云：“多君致力勤，校注良不苟。今古文字缘，亲情天地久。”时值弘法大师逝世１１５０周年。《文镜秘府论》是大师的名著。日本文部省为此邀请父亲访日讲学。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是廖承志先生致力的事业，他生前十分关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的出版，亲自过问，可惜他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便与世长辞。父亲访日，亦是完成廖先生之遗愿也。

后来，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偕同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教授来家里邀父亲回北大讲课。因为小屋里实在没地方坐，三个人便到大街的人行道上，边走边谈。稍后，父亲便去北大历史系讲《史记》。接着，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也来邀父亲去讲课。外省市及香港地区也来邀请，父亲的社会活动，日见频繁起来。但他仍忙里偷闲，笔耕不辍。那段时间，父亲发表的著述之多、之快，引起了老朋友们的注意。有人曾惊叹说：“真乃神来之笔 ”而我深知，在这些成果的后面，乃是父亲几十年来，每日清晨三四点钟开始的劳作，是困顿与无奈中的奋起，是政治迫害下无声的呐喊，是长期寂寞中的辛勤耕耘……

父亲对《水浒》和《红楼梦》的研究，情有独钟。他曾在两书作者名字中各取一字，给自己的专集题名为《耐雪堂集》，共收文三十二篇。前几年，他又完成了《水浒全注》一书。遵父亲的要求，我对照原稿做过两次校对。因为认真读了父亲的手稿，才真切地感到他治学的严谨，工作的辛劳。那广博的征引，那确凿的证明，令人叹服。《水浒》原文一百余万字，而父亲为之所作的注文，竟超过了这个数字。这给当代及后世研究《水浒》者，提供了多么宝贵丰富的资料啊 书中有的章回，注文达二三百条。绝大多数条目，都不只一例引证，有的多达七八例。读到那些翔实的注条，我有时真感到不可思议。真不知道，父亲为了这部《水浒全注》，翻阅了多少书籍，搜求到多少出处，又做了多少次认真的比较，最后，才写出自认为难以推翻的结论。

父亲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勇于修正自己著作中的错误，补充其不足和疏漏。有的朋友读了父亲的作品，来信提出不同看法，父亲认为正确，便立即采纳。去日本讲学时，看到原先没有见过的本子，认为材料更确，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他逝世前，已将发现的问题，集成《讼过录》，加以发表，公诸于众，以免贻误后人。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