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是枯燥而乏味的，每天都机械的按操作规程开机、关机、巡机抄表，打扫卫生，交班接班。正常时可看看报纸聊聊天，不正常时就一切都不正常了，手忙脚乱，高度紧张。因为任何停播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轻则开会批评做检讨，重则受处分。所以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我刚去的时候，都本沾在负责，大家称“指导员”，大概因为他在部队是指导员的缘故。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是临时指派的，原来的一切规则都不复存在。老的技术人员或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被调离，或因“技术权威”被批判而心存疑虑不敢负责。还有一些随着各转播台相继建设，被调到各个转播台调机或负责技术工作。留下不多的值班人员只能维持一天三班倒的值班，技术维护工作仅限于吹灰抹土、换换老化的元器件和电子管而已。发射机经过二十年的运行，本身已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备件和必需的元器件十分缺乏，故障和停播率很高，三天两头响起的警铃声已是见怪不怪的常事，值班人员整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看到机房人员值的是坐班，悠闲自在，班后无所事事（大多都是单身），农场劳动的人都很羡慕。这就像繁华都市的人来到深山或孤岛，首先看到的是美景和幽静，而看不到的是孤独和寂寞一样，自有不同的心境。首先是上早晚班，睡眠不规律，特别是冬天的早班，被闹钟从睡梦中惊醒的难受劲就别提了，同时因闹铃不响而误班的事也不鲜见，因此晚上常睡不踏实，几乎个个都有失眠的问题。其次是机房的环境，水泵的哄哄声，变压器的吱吱声，风扇的呼呼声、鼓风机的隆隆声在小小的机房里形成嘈杂一片的轰鸣，特别是夏天，室温高达36度以上。用风扇吹着也无济于事。值班人员坐在控制卓上，眼睛监视机器表盘，耳朵要监听播出的声音和内容。这样五六个小时下来，头昏脑胀，眼花耳鸣，浑身无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你一个人无精打采的从机房下班出来，看到他们一伙人有说有笑的从地里下工归来，怎不生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慨。是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当今天一些年过八十依然健康的老同志回忆起那段对人生对身体磨练的经历，无不觉得倒是一种难得的财富。

 （三） 厚积薄发

我刚到发射台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充裕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虽然自己身体并不好，在下乡劳动中落下了腰腿痛的毛病，但毕竟年轻还保持着一股蓬勃的朝气。刚到一个新单位，一切都新鲜好奇。既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包袱，又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因此别人不敢干或不愿干的自己都主动的干。自己经常在关机后放弃休息，一个人在机房里翻资料、查线路，很快就熟悉并胜任了工作。

１９７１年在蔺法先同志负责技术部工作时，鉴于文化大革命多年来对技术维护工作的冲击和影响，发射机事故频发，三年中先后三次击穿高末级屏交连电容、停播不断的状况，决定组成由刘广川负责、有黄金印、刘奎山和我参加的检修小组对１５０千瓦发射机进行改造和检修。主要任务是：消除寄生震荡以提高稳定性；提高机器的三大电声指标；提高频率稳定度；将分布参数的天线调配方式改造为集中参数的天线调配室以提高行波系数。在从7月到国庆前的两个多月里，翻资料、查线路，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苦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８月１８日，领导派我和黄金印到甘肃台借调机必备仪器－导纳电桥、同时请甘肃台的李炎来帮助调机。在半个多月的调机过程中，我是每天从夜里播出结束到第二天开机跟着李炎，抬仪器、接电源，一会儿拆线、一会儿接线，作记录、恢复试机。虽然天天熬夜非常辛苦，但熟悉了机器，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些经历大概这辈子也只有唯一的一次。比如，清洗热交换器和喷水池，建台以来就没有干过。热交换器清洗的难度主要是地方狭窄，要打开外墙上备用的窗子，程序复杂时间紧，白天时间不够只有晚上关机后干。喷水池由于年久，下面积了厚厚的一层泥，由于节门常年泡在水中生锈了，关也关不死，开也开不大。我记得当水快抽完时，人下去把泥水一桶一桶的往上吊。出人意外的是还从中捞了大半桶鱼。另一件事就是检修地网。所谓地网，就是埋在地下50公分连接铁塔天线向四周呈辐射状分布的铜线，长120米共120根。当年敷设地网时，东高西低，经20多年的平田整地，东边稻田里的铜线基本腐蚀殆尽。西边因拖拉机耕地断线较多。1971年入冬之前，请盈南二队社员负责挖，王智师傅作技术指导、我和胡银川负责敷线接线、还要测量统计。在淌冬水前完工，计挖土方三千多方，接断线50余条170多处，共付社员劳务费1300多元。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