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晟的科研

在许多同行看来，首晟的研究生涯至少在大方向上有三次漂亮的转身，每一次转身，都让他的成就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一点在现在知识无限细化的时代，看上去非常地与众不同。应该说我非常幸运地见证了其中的两次，在我看来，这些华丽的转向衔接得非常合理、自然，背后体现的是他对研究方向的卓越洞察及把控能力，融汇贯通自己导师们研究特点形成的独特思维研究模式，以及他对物理世界统一规律的那份理想和追求。

首晟第一次科研生涯的转变发生在他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从纯理论的超对称引力研究全面转向凝聚态物理研究。他在Stony Brook 的博士论文导师Peter van Nieuwenhuizen是超对称引力的创始人之一。首晟没有和我聊过这段历史，不过在多个场合，他都提到了，在德国求学时确立了追求科学统一的人生使命。带有这份使命感，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热血沸腾的年纪，我很容易理解他最终为什么去了Stony Brook ，并且选择了超对称引力的研究方向。我无法判断他博士论文导师对他科研生涯的影响, 可是这个纯理论、缺乏实验的领域显然不太适合施展他的长处。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还听说他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还是第二次才通过。首晟最擅长把一个物理现象或者一个理论结果，用最清晰的物理图像、最简洁的思路、最漂亮的数学呈现出来。这种天赋在缺乏实验物理的领域显然很难发挥出来，所以选择实验理论紧密结合的凝聚态物理成为他科研生涯的一次十分正确的选择，并且更幸运的是，他在起步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凝聚态物理的大师，Steven Kivelson。

Kivelson 是首晟博士后期的合作导师也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Kivelson 是我一生遇见过的最纯粹的物理学家，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为人，都让人无比敬重。我一直觉得中国科学文化成熟和进步的标志不是能出现多少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而是在科学工作者里能找出多少如Kivelson 这样纯粹的科学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的两年，几乎感觉不到他哪段时间不在思考物理问题，每天的午餐时间，都是一次深入的学术研讨。在Kivelson 被“ 挖” 去斯坦福的时候，我记得首晟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大，但他在斯坦福从事物理研究的时间肯定还会很长，说不定会比我的时间还长”。这句话，却不幸真的变成了事实。

Kivelson 是从物理的现象和实验结果中提炼出物理概念来构建模型的理论大师，也非常擅于从一个简单模型出发，去分析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背后可能隐含的新物理。与此同时，Kivelson 还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导师，他培养的学生和指导过的博士后遍布全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首晟不仅继承了Kivelson 的这种纯粹，还将Kivelson 高度重视实验的研究风格和自己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自己将理论中的美和真实世界中的材料及实验联系起来的神奇能力，同时，和Kivelson 一样，首晟也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导师。

Kivelson 也是把首晟带进了量子霍尔效应领域的启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项标志性工作就是关于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Chern—Simons场复合波色子的平均场理论。这个理论最早体现了首晟研究的特色：清晰的物理图像和漂亮的数学之完美结合。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对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开启了拓扑物理的大门，首晟也正是对量子霍尔效应不断的思考和探索，实现了他科研的辉煌和人生的价值。前几天师弟吴从军分享了他在博士期间和首晟的一次讨论。首晟问他对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是朗道能级重要还是电子间库仑相互作用重要？一般人肯定会回答后者，因为前者是只要学过量子力学的本科生都能解出的习题，而首晟的回答却是朗道能级才是新物理的源头，而不是无处不在的库仑相互作用。这种理解和他对拓扑绝缘体的认知如出一辙。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