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是大舅父徐瑞田的第三个女儿，她长我们十来岁，我们称呼她三姐。她每提到我，一口一个振川（我的乳名）弟，显得十分亲昵。七十多年来，我们亲如同胞，每遇到要紧事情，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彼此共商解决办法。 

 2001年是三姐百年华诞。年初我们和她的两个儿子商定，到时我们共同出面，热热闹闹为她庆祝一番，让她开开心心过一个百岁生日。 

 不料，天公不作美，遇上了新冠病毒汹汹来袭，折腾得够呛，显然不宜过度操办，只好按民间习俗，向乡里相邻和诸亲好友，以及她一向深爱着的学生们，赠送一点寿诞纪念品。我们委托她聪明能干的孙女，觅得一件时尚的上衣，估计三姐喜欢，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她。她收到后还一再表示道谢。 

 三姐为人开明，对我们所做的安排，她均表赞同和满意。 

 2021年９月14日，恪逢当年的中秋节。我们预先商定，等到明月照上楼台，吃过中秋晚饭，我们乘兴去电话，祝三姐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不料，晴天霹雳。晚饭刚过，突然接到三姐的儿子克纬的电话，告知妈妈吃过晚饭，突发心脏病，待120救护车赶到，她已溘然驾鹤西去。 

 万万想不到，传来的竟然是这噩耗，顿时悲痛欲绝。这一切，酷似她预有安排。往事联翩，一起涌上心头…… 

 三姐给我们的印象，她聪明、漂亮、能干，待人接物，诫恳,热情，深谙中华文化传统。1948年她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是位标准的现代知识女性。 

 三姐大学毕业后，于1948年10月结婚。丈夫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宋松生，广东省梅县人。婚后，他们生有二子。丈夫在当地县政府任职，算得上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其乐融融。 

 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料想不到，当地解放后，在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丈夫宋松生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任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以反革命罪判处三年徒刑。 

 祸从夫降，殃及全家。三姐将被定性为反革命家属，两个儿子將成为反革命子女…… 面对这一切，生性好强的三姐，是万万接受不了的。她思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出离婚。于是，她下定决心，以彻底划清界线为由，向当地政府部门提出申请离婚。经审核批准，于1950年底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三姐于1951年４月带着两个儿子（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回到无锡父母身边。从此，七十多年来，她独身至今，终了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无锡家。 

 对这段不幸婚姻，三姐从来缄口不谈，别人也从不提及，以免触痛她的心病。 

 “文革”中，三姐带着全家，从张巷的楼房里被迫搬出，安排到朱祥巷的农舍居住。一次，我从城里赶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在特殊的年代，特别的场景下，三姐含着滿眼泪水，跟我谈及她那段怎么也想不到的教人心碎的不幸历史---- 

 三姐夫宋松生，本是个农家子弟，父母吃尽幸苦，把他抚养成人。他为人热情厚道，学业上进，富有青春朝气，又长得一表人才。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当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成为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与三姐是同班同学，期间建立了恋爱关系，工作后正式结婚。 

 三姐说：那个时候，她从未接触过政治，此道一窍不通。把在政府做事，只看作是一种职业，怎么也想不到会扯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想不到解放后会大祸临头。这一切，好像是命里注定，好比是做了一场恶梦。

 听了三姐这段简要诉说，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之外，心里充满着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心想，政治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说，太深懊了，所以对它敬而远之。如果真有上帝在，那只怨他对这桩婚姻错误的安排了。梦耶？真耶？一声叹息：“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离婚后，三姐终身没有再嫁，三姐夫也终身没有再娶。他们的心思，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三姐回到无锡，终身服务于人民教育事业。1952年初，她到市教育工会登记就业，我是她的介绍人。不久，她被派到荣巷无锡市第五中学任教。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直到蜡炬成灰。 

 三姐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是我培育了这么多的学生，看到他们一个个茁壮成长。即使在‘文革’中，没有一个学生造反派难为过我。” 

 一次，杨明秀老师来我家访问，他初中和高中都是三姐的学生。我向他问起三姐的教学情况。他动情地说：徐老师教我们化学，她上的每堂课，没有一句话可说的，真正做到了爱生如子…… 

 我们与大舅家的亲情关系，从上代人说起，是无话可说的。 

 我们的爸爸顾曾贻，1930年十六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立志实业报国，到当年铁路建设相对发达的东北四平街（今四平市）铁路局工程技术课任帮工程师（即副工程师），成为大舅父徐瑞田的同事。大舅父看他聪明能干，人品好，又是无锡同乡，特意将自己的亲妹妹（我们的母亲）许配给他。大舅父虽为铁路局总调度，工资待遇不菲，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爸爸对他经济上百般照顾。 

 说到大舅父张巷的别墅，倒是来历正当，是他购买航空彩票，中奖第一名，获得的巨额奨金而建造的。所以“文革”中一度被镇政府占用。“文革”后落实政策，即重新发还。 

 几十年来，我们与舅父家来往不断。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难到重庆，父亲一路饱经风霜，病死在重庆仁济医院。我们家孤儿寡母三人落难他乡，住在一座竹木结构的土坯房里，只好搁三张床，烧饭在大门口。三姐和四姐从万寿到重庆来，一人考大学，一人考高中，吃住在我家。 

 三姐夫宋松生，我们从未见过。克纬偶与他的父亲有联系，一些情况我们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克纬说，父亲服刑三年满释放出来，安排在当地一家电缆厂任技术员，个人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虽被归类于“五类分子”，但由于他平时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与世无争，和气待人，倒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和为难。 

 改革开放后，1984年初，三姐夫到无锡探望三姐，被接待住在家里一个星期。面对早已改换姓徐的两个儿子和离了婚的妻子，他整天沉默寡言，显得很有涵养。后有礼貌地离开，返回广东老家。 

 由于事前三姐没有透风，事后我们才知道。我和老伴特意赶到张巷去探望三姐。说起此事，我们试探性地劝问三姐能否考虑复婚。三姐听后，两眼直瞪着对我们说：青春花季，早已逝去。现在再来提这种事，还有什么意思；再惹得同事、学生、左邻右舍乡亲的看法和议论，我是万万不情愿的。

 听了三姐这番凄酸的心里话，望着他憔悴的神情，我们只能把满眶泪水往心里吞咽。

 后来，克纬得知父亲重病缠身，特地从无锡赶到广东梅县老家探望。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见到儿子，露出满面欣慰的笑容。他看到儿子手上没有手表，特意送给他一款时尚的电子新表。 

 克纬说，翌年三月，父亲离世。 

 我和老伴问克纬：“你去广东探望父亲，事先跟你母亲商量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吗？” 

 “那是当然的。”----克纬说。 

 听了克纬的回答，我暗自思忖，这完全可以透视出三姐内心世界的一斑。 

 我喋喋不休地讲述发生在我们一代人中间这个真实故事，虽为对亡者的无尽思念，一种永远铭记的纪念，更庆幸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 

 三姐从来缄口不谈她的人生经历。那是因为有着大时代背景。实行改革开放后，无怪人们发出怒吼:“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往事已矣，欲说还休。我对三姐的回忆，讲起那些事，我迟迟不想动笔，因为这些事，让多一个人知道，多增添一份忧愁，但又欲罢不能。写到这里，我最后只想对三姐说---- “三姐，您一路走好！请您相信，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的明天一定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