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先生任所长。我也从东北调回复旦大学。谈先生领导的研究集体，从建所到“文革”开始，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医学遗传学领域，当时已与国际水平并驾齐驱。遗传所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他们在“文革”后，对我国科技腾飞、人才培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由于辐射遗传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与延伸，中国的工作与成就引起了国际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谈先生率领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跟踪和分析国外相关工作动态，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环境化合物的遗传毒理监测和环境诱变剂的研究，先后两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我国有关这方面研究进展的综述。为了拓宽本领域的研究，1979年，谈先生推荐我到美国Rosewell Park Memorial Insti-tute（RPMI）实验生物学系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在遗传毒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深造。1982年，在谈先生牵头下，成立了中国遗传学会环境诱变剂委员会，有效沟通了国内外有关环境致突、致畸、致癌的信息渠道。现在回头看，当年这些工作，对于我国环境监测与保护、肿瘤预防、人口遗传素质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和科学价值。1983年，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CEMS）正式成立，谈先生亲自任理事长，为学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功能掌舵护航。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在致突变、致畸变、致癌和风险评估等专业方向上出现长足的发展，并创办了全国性学术刊物，为中国的遗传学发展，尤其遗传、环境、健康的关系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0年，在谈先生栽培和举荐下，我被选为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当了家，更深刻体会到先生无比深厚的学术底蕴，在科学工作中显示出的高风亮节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高度责任感。

 1972年，美国医生Martin Cline与德国医生合作，直接用兔子野生型乳头瘤病毒对两名高精氨酸血症患者进行治疗，虽然两位患者的精氨酸水平下降了，但被科学界评价为一次不负责任的科学实验。谈先生从这例事件中，看到了遗传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同时也极为前瞻地看到未来医学遗传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基因治疗。他鼓励我们不断关注国际发展动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启动中国的基因治疗。此后，我们在理论上、技术上、人才培养上做了十年多的储备。1987年，在国家“863”计划资助下，我们终于系统开展了人类血友病B基因治疗基础和临床试验研究。该研究获得我国第一个卫生部颁发的“新生物制品人体观察”批件，在国际上首次对血友病B进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成功地完成了4例血友病B患者的临床基因治疗，达到安全有效的预期目的，这是我国首例系统、成功的遗传病基因治疗的范例，荣获199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和简化治疗手段，我们继续对该病种基因治疗的 (责任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