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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名状的人生(伍同文)

(22-10-07 12:14)

 徐珂是大舅父徐瑞田的第三个女儿,她长我们十来岁,我们称呼她三姐。她每提到我,一口一个振川(我的乳名)弟,显得十分亲昵。七十多年来,我们亲如同胞,每遇到要紧事情,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彼此共商解决办法。 

 2001年是三姐百年华诞。年初我们和她的两个儿子商定,到时我们共同出面,热热闹闹为她庆祝一番,让她开开心心过一个百岁生日。 

 不料,天公不作美,遇上了新冠病毒汹汹来袭,折腾得够呛,显然不宜过度操办,只好按民间习俗,向乡里相邻和诸亲好友,以及她一向深爱着的学生们,赠送一点寿诞纪念品。我们委托她聪明能干的孙女,觅得一件时尚的上衣,估计三姐喜欢,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她。她收到后还一再表示道谢。 

 三姐为人开明,对我们所做的安排,她均表赞同和满意。 

 2021年9月14日,恪逢当年的中秋节。我们预先商定,等到明月照上楼台,吃过中秋晚饭,我们乘兴去电话,祝三姐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不料,晴天霹雳。晚饭刚过,突然接到三姐的儿子克纬的电话,告知妈妈吃过晚饭,突发心脏病,待120救护车赶到,她已溘然驾鹤西去。 

 万万想不到,传来的竟然是这噩耗,顿时悲痛欲绝。这一切,酷似她预有安排。往事联翩,一起涌上心头…… 

 三姐给我们的印象,她聪明、漂亮、能干,待人接物,诫恳,热情,深谙中华文化传统。1948年她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是位标准的现代知识女性。 

 三姐大学毕业后,于1948年10月结婚。丈夫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宋松生,广东省梅县人。婚后,他们生有二子。丈夫在当地县政府任职,算得上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其乐融融。 

 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料想不到,当地解放后,在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丈夫宋松生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任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以反革命罪判处三年徒刑。 

 祸从夫降,殃及全家。三姐将被定性为反革命家属,两个儿子將成为反革命子女…… 面对这一切,生性好强的三姐,是万万接受不了的。她思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出离婚。于是,她下定决心,以彻底划清界线为由,向当地政府部门提出申请离婚。经审核批准,于1950年底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三姐于1951年4月带着两个儿子(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回到无锡父母身边。从此,七十多年来,她独身至今,终了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无锡家。 

 对这段不幸婚姻,三姐从来缄口不谈,别人也从不提及,以免触痛她的心病。 

 “文革”中,三姐带着全家,从张巷的楼房里被迫搬出,安排到朱祥巷的农舍居住。一次,我从城里赶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在特殊的年代,特别的场景下,三姐含着滿眼泪水,跟我谈及她那段怎么也想不到的教人心碎的不幸历史---- 

 三姐夫宋松生,本是个农家子弟,父母吃尽幸苦,把他抚养成人。他为人热情厚道,学业上进,富有青春朝气,又长得一表人才。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当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成为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与三姐是同班同学,期间建立了恋爱关系,工作后正式结婚。 

 三姐说:那个时候,她从未接触过政治,此道一窍不通。把在政府做事,只看作是一种职业,怎么也想不到会扯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想不到解放后会大祸临头。这一切,好像是命里注定,好比是做了一场恶梦。

 听了三姐这段简要诉说,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之外,心里充满着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心想,政治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说,太深懊了,所以对它敬而远之。如果真有上帝在,那只怨他对这桩婚姻错误的安排了。梦耶?真耶?一声叹息:“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离婚后,三姐终身没有再嫁,三姐夫也终身没有再娶。他们的心思,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三姐回到无锡,终身服务于人民教育事业。1952年初,她到市教育工会登记就业,我是她的介绍人。不久,她被派到荣巷无锡市第五中学任教。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直到蜡炬成灰。 

 三姐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是我培育了这么多的学生,看到他们一个个茁壮成长。即使在‘文革’中,没有一个学生造反派难为过我。” 

 一次,杨明秀老师来我家访问,他初中和高中都是三姐的学生。我向他问起三姐的教学情况。他动情地说:徐老师教我们化学,她上的每堂课,没有一句话可说的,真正做到了爱生如子…… 

 我们与大舅家的亲情关系,从上代人说起,是无话可说的。 

 我们的爸爸顾曾贻,1930年十六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立志实业报国,到当年铁路建设相对发达的东北四平街(今四平市)铁路局工程技术课任帮工程师(即副工程师),成为大舅父徐瑞田的同事。大舅父看他聪明能干,人品好,又是无锡同乡,特意将自己的亲妹妹(我们的母亲)许配给他。大舅父虽为铁路局总调度,工资待遇不菲,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爸爸对他经济上百般照顾。 

 说到大舅父张巷的别墅,倒是来历正当,是他购买航空彩票,中奖第一名,获得的巨额奨金而建造的。所以“文革”中一度被镇政府占用。“文革”后落实政策,即重新发还。 

 几十年来,我们与舅父家来往不断。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难到重庆,父亲一路饱经风霜,病死在重庆仁济医院。我们家孤儿寡母三人落难他乡,住在一座竹木结构的土坯房里,只好搁三张床,烧饭在大门口。三姐和四姐从万寿到重庆来,一人考大学,一人考高中,吃住在我家。 

 三姐夫宋松生,我们从未见过。克纬偶与他的父亲有联系,一些情况我们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克纬说,父亲服刑三年满释放出来,安排在当地一家电缆厂任技术员,个人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虽被归类于“五类分子”,但由于他平时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与世无争,和气待人,倒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和为难。 

 改革开放后,1984年初,三姐夫到无锡探望三姐,被接待住在家里一个星期。面对早已改换姓徐的两个儿子和离了婚的妻子,他整天沉默寡言,显得很有涵养。后有礼貌地离开,返回广东老家。 

 由于事前三姐没有透风,事后我们才知道。我和老伴特意赶到张巷去探望三姐。说起此事,我们试探性地劝问三姐能否考虑复婚。三姐听后,两眼直瞪着对我们说:青春花季,早已逝去。现在再来提这种事,还有什么意思;再惹得同事、学生、左邻右舍乡亲的看法和议论,我是万万不情愿的。

 听了三姐这番凄酸的心里话,望着他憔悴的神情,我们只能把满眶泪水往心里吞咽。

 后来,克纬得知父亲重病缠身,特地从无锡赶到广东梅县老家探望。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见到儿子,露出满面欣慰的笑容。他看到儿子手上没有手表,特意送给他一款时尚的电子新表。 

 克纬说,翌年三月,父亲离世。 

 我和老伴问克纬:“你去广东探望父亲,事先跟你母亲商量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吗?” 

 “那是当然的。”----克纬说。 

 听了克纬的回答,我暗自思忖,这完全可以透视出三姐内心世界的一斑。 

 我喋喋不休地讲述发生在我们一代人中间这个真实故事,虽为对亡者的无尽思念,一种永远铭记的纪念,更庆幸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 

 三姐从来缄口不谈她的人生经历。那是因为有着大时代背景。实行改革开放后,无怪人们发出怒吼:“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往事已矣,欲说还休。我对三姐的回忆,讲起那些事,我迟迟不想动笔,因为这些事,让多一个人知道,多增添一份忧愁,但又欲罢不能。写到这里,我最后只想对三姐说---- “三姐,您一路走好!请您相信,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的明天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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